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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用新闻影响今天 【李大同】

************************************************* 全文 ************************************************* 冰点——用新闻影响今天 【李大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干部阶层享有的所谓‘特权’,主要是信息特权。”李大同说,“那时高级干部的阅读物,是对社会屏蔽的。”他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而如今,他以打破信息屏蔽为职业。李大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报社的侃爷和大编(辑)、曾经的“黑帮”子弟和“北京盲流”,在内蒙古草原上呆了11年,没有上过大学。他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社,10年间,从驻地方记者到编辑、部门主任,经历了一张报纸新闻生产的所有流程。1995年创办《冰点》特稿版。 在最近出版的《冰点故事》里,李大同回顾了《冰点》创办10年来的历程:最初,它以讲平民故事见长。北京城最后几个背粪桶的工人;湖南十万大山里含辛茹苦供养孩子上学的五叔五婶;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美军飞虎队烈士遗孤……这些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曲折命运,为甫一诞生的栏目凝聚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气。但平民故事并不是《冰点》的全部。大专辩论赛的是与非;语文教育的困惑;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引发的道德拷问———创立之初只有四五名成员的新闻“小作坊”直面当时社会上的热点问题。2000年前后,《冰点》对时代的反应更具指向性:从反思“普遍问题”过渡到直击新闻事件,《冰点》完成了“由软到硬”的转型。 尽管从诞生的第一年起,《冰点》就有把报道结集出版的传统,但《冰点故事》的面世,依然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和争议。    有人称赞这本书“基本用报纸语言写成,文字流畅、口语化、富有节奏,长文短文,都有一些前后的埋伏,目光扫过真是前后无阻”。有人称赞这本书所总结的新闻观点是精粹到骨头渣里的真知灼见。但也有人批评作者自恋自大,新闻观点已落后于时代。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李大同。      解密《冰点》的运作   记者:你经常引用一句话“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力”,但《冰点》的文章又不断结集出版。 李大同:因为《冰点》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新闻版。《冰点》都是非新闻性特稿。如果我是新闻版主编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就会去关注发生性事件。《冰点》从来没有报道过发生性事件。“北京最后的粪桶”发生了什么?“五叔五婶”发生了什么?没有!《冰点》所有的特稿都不是新闻。   记者:那它是什么呢?   李大同:讲个小故事吧。我们有一个部门主任去开孩子的家长会。老师强调加强孩子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读这个,要读那个……突然有个学生家长站起来问老师,你有没有让学生读《冰点》?那比任何思想教育教材都好,我每期都让孩子读———这位家长就不认为《冰点》是新闻。确实,我们的定位是时效要求不强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因人们关注而具有新闻性,但并非是发生性新闻事件。   新闻特稿与一般的发生性新闻有很大区别,获普立策特稿奖的报道有几篇是发生性新闻?特稿当然也有告知的功能,但它的主要追求却不简单是告知。我们选择的人物或事件,通常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矛盾、困惑、痛苦和缺项,是一个当代中国的社会实景。特稿还有一种一般新闻不具备的刻画、表现功能,你看一条新闻会哭吗?已有不少读者说看《冰点故事》时哭得“稀里哗啦”,还有忍俊不禁笑起来的。要知道我在书里,只是非常概略地回顾我们曾经报道过的故事。特稿一定要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现在有一些评论,以为《冰点故事》反映的就是我的新闻观,其实,在这本书里,我用故事来传达的是我的特稿理念;而故事之外的文章才是我的新闻理念。可惜在这本书里,我无法用故事来解说我的新闻理念。   记者:可是,现在即便不是特稿的新闻,也不会满足于只记录而不做分析了。 李大同:特稿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分析,而是生动、传神的表现。《冰点》全是长达8000字以上的特稿,8000字的特稿和4000字的特稿就有区别了,和 1000字的区别就更大了,因为它要有足够丰富的细节和故事。这就超出一般新闻的意义了。一般新闻的目的是什么?告知!但是《冰点》没有任何值得告知的。北京有几个背着粪桶的人,我需要告知你吗?十万大山里有两个上不起学的孩子,我需要告知你吗?不需要。为什么大家还要看,因为你展示了一种命运、一种情怀,一种大家可以共同感动、共鸣的东西。 最近我们刊发的《从小康跌入赤贫》,就是写一家人怎么看病,那个家庭本来是内蒙古一个县城里的小康家庭,想买私家轿车的。妻子生病之后,支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丈夫每天跪在北京街头乞讨,直至死去,人的最后一点尊严都给抹掉了。王小波说过,这个社会上沉默的是大多数,没人听他们说话,他们也说不了话。有一个细节:采访对象走了多少家媒体想请人听他家的故事,没人理他,最后我们决定采访他,他给记者一个短信就发了60多个“谢”字过来。你想想这是什么心情。这篇报道,当天Sohu网上的跟帖3700多条,列为榜首。大家都想知道这样的故事?不是!而是大家从中知道了自己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陷阱:万一我要得了这个病又没有医疗保障……这样下去,太危险了,得不起病啊。   记者:也就是说,你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专门针对特稿这种文体的?   李大同:我这本书,主要是提供一种生活方式的记录,即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报纸的编辑,他可以怎样生活,而实际在怎样生活。我希望这本书像小说一样好看,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故事出现,有冲突和命运的跌宕。我想在这本书里呈现出一个报纸编辑和当代中国之间的互动过程。你每天都在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的刺激,作为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的编辑,你对这些刺激如何做出反应,你根据什么选择来向社会发布信息,这些很少有人记录。我相信公众应该了解这个行业的运作,因为这个行业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本书不是一个特别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跟着感觉走。我一度在哪些人是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上感到踌躇,最感兴趣的可能是业内人士,而我确实想让行业外的人也有兴趣读。打开那些发黄的剪报本,过去的故事一幕一幕出来。我知道有一部分内容是讲给学新闻的人看的,需要讲解的时候我就讲解一下。对《冰点》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从了解一种行当的角度,这本书应该也是有吸引力的。    是记录历史,还是要影响今天? 记者:你在书里说的一句话,我当时读到的时候,脑子里就打了个问号,你说新闻绝不是记录历史,而是要影响今天。 李大同:这是一个常识,还需要讨论吗?   记者:你觉得新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现实?经常听到一些同行抱怨:我可以一件件揭露个别事件,但是我扳不倒背后的逻辑。   李大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新闻工作者经常会觉得沮丧呢?因为其他社会系统配套不够。在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系统里,舆论监督是整个社会监督的子部分,这个子部分起到的作用是先行者,先告知社会有某件事情发生,如果这件事不正常,有可能违法、违规,然后社会其他监察系统就会蜂拥而上,这是健全社会的特征。比如说水门事件,如果光有新闻界的报道,有个屁用?要等其他社会系统出来,国会出来了,司法部出来了,正式调查开始了,总统下台了。我报你一个梁锦松事件,我说你买了一部什么车,买了以后就涨了几万港币,为什么?廉政公署立刻就上来了,你这车怎么买的?梁也只有辞职一条路。新闻就是为了让社会其他监督系统启动。比如说这次某某医院收取病人500万,马上中央调查组就下去了。 不能有时候没用,甚至很多时候没用,我们就什么也不干了,我们要完成职业规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我们不必考虑社会其他系统是否会联动,当我们面对后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干了我们该干的工作。   记者: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觉不觉得有些像西西弗斯?   李大同:不。社会就是这样前进的。总得有一部分人坚持住。我不管它有没有用,我的职业使命是要告知,如果我没有做到告知,就是失职。况且其他社会系统也不是百分之百都不动啊。孙志刚事件你报道它为什么?想留给历史吗?它动了没有?它动了。它废除了恶法。这不是在影响今天吗?   只有想影响今天的记者才是好记者,一时影响不了没有关系,如果他能坚持记录,他仍然是好记者。相反,真正可怕的是犬儒主义、玩世不恭。我报了也没用,我报它干吗?有危险、做无用功,我就不报了。这才是对这个职业真正的危害。中国社会是在前进中的社会,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在任何其他社会里,新闻界也都只有一个权利:告知社会发生了什么。   另外,不能对影响今天做过分功利的理解,以为我一报,那个问题就迎刃而解。负责任的、公众关注的信息,有一种潜移默化、匡正人心的作用,有教育作用,有引发深刻思考的作用,有增强公民意识的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在影响今天。   记录是中国新闻界退而求其次的追求,这个追求并不错,它坚持了职业底线。我们有很多报道也是这样。SARS,人已经死了,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它为什么这么死掉,没人知道。这种信息,就需要记录下来供后人检索。    软新闻是怎么硬起来的   记者:你对《冰点》十年的描述是“从软到硬”,这是你个人的新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还是你所面对的社会发生了变化?   李大同:是公众对《冰点》的期望导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一开始我们就是报一些故事,大家觉得好看,感动———基本就是在这样一条轨道上走。但是,我们也不能全是这个,我们要发挥一点舆论监督的作用,不多,因为舆论监督费的力气太大,还通常引发诉讼,我们就那么两三个记者,耗不起。但是,你搞一篇出来就不得了,人们纷纷找上门来。   “硬”报道就是新闻性报道。它完全是新闻事件的调查和展示,而且也有一些成功地改变了现实。 现在,我们也是有分工的,我们的观察版要更加动态一点,特稿这部分我们还是要长期坚持思想上、文化上的“输氧”,作为公民社会养成的组成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系列发表的龙应台的文章,都是在做公民意识的培养。   记者:你对“硬”的概括,一个是时效性强,一个是从温情脉脉的东西变成揭黑报道,这就是你的“硬”的指标?   李大同:所谓“硬”,是指直接干预社会现实的报道。我报道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比如我们的《控告查无实据》,第三天公安部的暗访员就进到我们报道的这个家庭里面,最后,乱抓人罚款的派出所被整个解散,所有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几十万钱财如数归还。但是,也有一些让人无奈的,比如《被反复驳回的死刑判决》,我们最后的努力就是救了被告一条命,但是仍然判无期。他们有充分的证据无罪。   软报道的特征是表现,把一个事件表现得玲珑剔透,有深度,有社会现实的很强的针对性,大家爱看。但是硬报道就是干干脆脆的新闻调查,没有任何渲染,更没有一些人批评的夹叙夹议。纯正的调查性报道是不允许议的,甚至刑侦术语都是原装的,因为这就是事实。    “艺术人生”   记者:问一个很“艺术人生”的问题,按理说你们1950年代这一代人,很多东西都被固化了,你长年坚持的底气是什么?   李大同:不能把一代人的特征概念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在任何时代,因阶层、教育、经历、职业的不同,一代人之间的差别大了,在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就更是如此。 我们这代人,总的说来是195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锻造的。这种锻造有虚妄的色彩,但一定会留下痕迹,譬如我们就很少感到恐惧,这大概是受《红岩》的影响。(笑)   记者:这特别有意思,你从一个信息特权的享用者变成了向别人传播信息的人。这可能也证明了信息本身的力量。 李大同:是是。我们下乡的时候,没有中断学习,这非常重要。我们在草原游牧的时候,搬家要装两大牛车的书,都是古今中外的名著。   记者:“我们”是谁? 李大同:我们是一伙子“黑帮”子弟。10个人。当时作为北京盲流到草原上。   记者:你们连插队的资格都没有?   李大同:没有。自己拿着户口走。一呆就是10年,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也有好处,没受教条的锻造。1980年代翻译过来的新闻的理论和作品,全部研究过,没有一本遗漏。我们的脑子里,装的是新闻共同体几百年来发展成熟的价值理念。有人说这些理念过时了,其实这些人都太年轻了。 新闻的价值理念是不会很快过时的,它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套价值系统。我们现在是往这个价值系统靠近。它会很快变化吗?10年就发生变化?不会的。我们之所以跟世界上的同行有共同语言,依据的是我们的新闻共同体已经成熟的价值观念。 (本报记者 石岩 南方周末   200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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