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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運璿: 為台灣帶來光明未來的工程師.... 為台灣築夢的人

【作者:楊艾俐 1998.01.01 】              天下雜誌第200期 如果你問經濟部長孫運璿一生最大的願是什麼?他會毫不猶豫地說:「當工程師。」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唸電機系的時候,他的心目中擺著一個當工程師的願望,希望透過工程師的腦海,一手讓某種夢想實現。(楊嘉慶攝) 抗戰勝利後,面對戰爭後所造成的電力設施破壞,以及日籍技師全面撤出台灣的情況,孫運璿卻在五個月後使台灣電力恢復80%的正常供應,打破日本人的預言「三個月後,台灣將一片黑暗」,也為台灣經濟發展奠定穩定的基礎。 一九四三年,距今六十五年,在美國田納西州一個小城捷特努加,報上有張十幾個中國工程師合照的照片,上面首段寫著:「當和平來到被戰爭蹂躪的中國時,在龐大的復原計劃中,這些工程師將建造幾個像田納西水壩(當時世界最大水壩)一樣的水力發電工程,」這篇文章更寫道:「他們要將中國的煤油燈換成電燈。」 抗戰勝利,本是這批人圓夢的時刻,但中國內戰槍聲劃破了這批年輕人的理想,可是其中一個年輕人卻把這個夢,移師台灣來實踐。 剛剛過完八十四歲生日的孫運璿,靜靜地住在台北市重慶南路,平日忙於復健、訪客不多。白髮蕭蕭,雖已遠離紛擾國事,但仍以家國為念。 他走過中華民國最動盪年代,也走過中華民國最驕傲年代,在偏遠的甘肅做過基層工程師,也平步青雲、擔任百官之長——行政院長。 不服輸的心 半世紀公僕生涯中,孫運璿挽起袖子、動手去做的特質,最令人懷念。 尤其愈遭困難,他愈要披荊斬棘,克服困難。民國三十六年,台灣百廢待興、滿目瘡痍,尤其盟軍轟炸,台灣輸電線幾乎全毀。日本人行將撤退,臨行前,台電的日本技師預測,台灣在三個月內必將黑暗一片,因為中國人沒有能力修復龐雜電力設施。 當時孫運璿從重慶調來台灣、任台電機電處長,滿心不服輸,對部屬說:「他們打敗了,還看不起我們,我們一定要做給他們看。」 當時,人、財、貨都缺。孫運璿帶領部屬,一一解決難題。他到當時的台北工專、台南工專,借調三、四年級學生,他對校長說,情況緊急,不要讀書了,到台電來工作,供吃供住,又能學技術。這些人與台電原有工程師,在台灣山澗溪邊,並肩修復電力。 盟軍轟炸過的電廠,不是缺零件,就是缺外殼,連螺絲釘都常告缺。孫運璿帶領部屬,拼裝機器,這邊缺的零件到那邊去找,找不到的就到土式工廠去做,上萬個零件就如此拼成。「唯一的辦法,就是沒有辦法中想辦法,」台電前任總經理陳蘭皋說。 結果五個月間,全台灣的電力已恢復八○%,日本技師回台灣看時,都嘖嘖稱奇,不敢相信中國人有此成績。 當時的孫運璿才三十四歲。「全靠這股勁,打敗日本人的預言,」他說。 之後,政府開始發展工業,因為復電順利,無後顧之憂,台灣終在風雨飄搖中駛出自己航道,更打出經濟奇蹟基礎。 民國四十年代,孫運璿以行動,為台灣開拓另一里程碑——人人享受電力。 身為台電總工程師的他,力主人人都有權享用現代科技,於是擬訂長期計劃,在深山、僻遠農村架設電線。 在偏僻深山架電線不但困難,而且穩賠本,做幾公里的路線,只有一兩家用電,出毛病還要修理。他說服電力公司的營業和財務單位,進行農村電氣化工程,「縱使賠,也要做,」他一直這樣堅持。 這項計劃使得本省九九.七%的人口都享受電力,比日本、韓國還普及。今天,不管到台灣哪個角落,舉頭都可看到盤空錯節的輸電線、變電器;當初農戶用的幾支小燈泡,也變成冰箱、電視,拉近了城鄉間的距離。 不論身居何種崗位,孫運璿更能號召大家一起動手。在台電時,他常坐著拼裝的、門隨時會掉下來的吉普車,走遍全省工地。每到一地,他和部屬喝酒談天,叫出對方的名字,甚至還記得部屬的小孩名字,讓員工覺得自己很受重視,更加賣力工作。 他與士卒同甘苦,更身先士卒。有一次台中日月潭發生山崩,當時任台電機電處長的孫運璿趕往現場,要深入地下三、四十公尺,檢查減壓水槽是否損壞,任務危險,不小心就會粉身碎骨。現場有廠長、工程師,都是他的屬下,但孫運璿自告奮勇坐搖車下去檢查,經過許久,才安全出來,旁觀人都為他捏把冷汗。 孫運璿不論擔負何種責任,都堅持兩種理念——堅持行動,關懷基層人民。「不要講無力感,想你能為國家做什麼!」有次他在立法院院會裡說。 在經濟部長任內,他排除眾議,發展半導體,選派研究員赴美學習半導體製造技術,又支持工研院設立工廠,成立聯華電子,奠定現今台灣產值兩千億台幣,全世界排名第四的半導體產業。「跟著他做值得,你知道,他不是為官場下一步打算,」當年曾義務幫忙的旅美學人潘文淵說。 孫運璿沒有忘記政府存在是為人民。民國六十年代,台灣經濟開始轉型,農村子女北上求職,但因為交通不便,北上後,常常一、兩年才能回家一次。有一次,孫運璿在雲林台西汽車站看到一對老夫婦,與一位年輕女子抱頭痛哭,原來是送女兒北上做工。當時擔任經濟部長的他,決定要在中南部設立工業區,使得那些農村子女就業時,不必離鄉背井。「誰無子女?到現在我還記得那對老夫婦的白頭髮,」二十餘年後,他仍難忘。 即使擔任行政院長,孫運璿也時時以基層老百姓為念。民國六十八年,他首次舉行鄉鎮長會議,千位鄉鎮長齊聚僑光堂,他要直接聽基層人民的心聲。當高雄縣茄定鄉女鄉長楊金治,講到自己家鄉年年海水倒灌,鄉民損失慘重,他禁不住痛哭失聲,「我覺得對不起那裡的人民,人民受那樣的苦,我都不知道,」他說:「政府不怕問題多,就怕不知道問題所在。」 他撥出兩百億元經費,修水溝、建海堤、裝路燈,看似瑣碎,卻能實在造福百姓。一位南投縣的老農夫當時曾寫信到行政院:「附近裝了路燈後,我讀夜間部的小女兒,再也不怕走夜路回家了。」 世紀交替、政權交替,國家及個人命運也在交替。從窗外射進的冬陽,靜靜射在孫運璿身上,宦海浮沈、政壇是非,已告終結,但領導人影響深遠,在他身上已充分展現。 《下一篇:帶領台灣走出風雨年代的行政院長》 帶領台灣走出風雨年代的行政院長 【作者:陳修賢 1987.09.01】                  天下雜誌第76期 孫運璿院長參加第一屆第六次國民大會會議。(張民忠攝) 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任內,除沉著因應中美斷交與第二次石油危機外,孫運璿從未停下台灣經濟建設的腳步,包括闢建新竹科學園區,成立中美貿易小組等。孫運璿更策畫研製IDF戰鬥機,請友我的美國議員通過「台灣關係法」等,使台灣安渡那風雨飄搖的年代。 不過三年光景,一幢幢玻璃帷幕廠房在綠野間平地而起。台灣矽谷由抽象描繪而具體成形。新竹東郊的空氣一如舊金山灣區、日本九州、韓國器興,飽含高科技、高風險、高張力的競爭動感。 十月罕見的強風吹打得連站穩都吃力,路邊將啟用的次微米實驗工廠卻紋風不搖。這棟懸浮在軟墊上的廠房,無論暴風多悍、地震多強,擺動幅度不超過人類髮絲直徑的七百分之一(○.一微米)。 這棟外表略顯單調的建築更以乾淨著稱。生產積體電路晶圓的無塵室裏,空氣「比開刀房乾淨一千倍」,水純得「連瀘過性毒病的屍體都要用高熱溶解掉」,隔著厚片眼鏡,工研院電子所副所長盧志遠賣力地解釋。 為了清理新建的無塵室,將機器移入安裝,找不到工人,到電子所吆喝一聲,一百多位博士、碩士的科技高手,捲起袖子賣力擦洗地板。 回想起連夜晚都打起探照燈趕工的一年半,帶領一百多人進行次微米計劃的盧志遠脫囗而出:「像軍隊打仗一樣。」 襁褓期到青年期 承襲中華民國在半導體技術累計二十年、十八億美元的投資,台灣矽谷正在進退轉換的關囗上。近年台灣錢號稱淹腳目時,集資近四百億興建的廠房次第完成,產能急速擴張,加上半導體業營運經驗累積的雙重衝擊,台灣的半導體業已由摸索學步的襁褓期,邁入富含活力、卻挑戰處處的青年期。 青年體態的台灣半導體業有絕佳的成長空間,因為製造技術已近乎追平美、韓,台灣本地下游的電子資訊產業需求又極度殷切;但台灣半導體業面臨的考驗卻更嚴厲,因為台灣向來生產製造強過產品開發,必須迅速轉換到以高檔產品、改善績效為主的新策略才可能填滿新產能,回收大額投資。 這場在半導體戰線前緣開打的戰爭,不僅將決定台灣高科技電子業能否蛙跳大步趕上世界水準,更是台灣經濟往後能否承先啟後的關鍵豪賭。 當台灣朝野正為製造業投資是否衰退,大陸風潮是否過熱爭論不休,台灣下游產業又陸續外移之際,資金、技術、管理都密集的上游產業已成為台灣工業實力的最後憑依。半導體晶片是電子產品的核心零件,是台灣最大出囗工業之一––電子工業體系最重要的上游。難怪積體電路會在去年一舉超過原油、黃金,成為台灣進囗的最大宗。 儘管目前整個半導體工業產值只佔台灣工業總產值的二%,這個工業的重要性卻遠超過數字反映。邁入下一世紀,全球電子工業將成為每年一兆美元的最大產業。而電腦晶片正飛速滲入汽車、電話、電視等各式舊產品,陸續引發舊產業的新革命。往後要衡量任何國家的生活水準、管理效能、社會效率,就看有無能力善用半導體晶片內蘊的資訊、智慧功能。 面對全球越飆越有力的微電子風暴,中華民國下達決心,由經濟部規劃,自前年起分五年投下七十億台幣,要做出新世代的次微米半導體技術。 這個計劃不但在面對的技術障礙上,打破半導體業紀錄,責任分工、共同參與的模式更是前所未有的新試驗。 次微米的小世界 在這中華民國第一座、全球不超過十座的八吋晶圓廠中,生產每片晶圓都要耗時兩個半月,把數百萬個寬度小於一微米(百萬分之一公尺)的電子零件、線路,堆疊、蝕刻在光滑如鏡的晶圓上。 主導這個計劃的電子所,不但興築了新工廠,更自美國挖回一隊人馬,成立裕創公司,專門開發新一代記憶晶片(十六Mb一DRAM)。藉由實驗工廠生產記憶晶片,確定所開發的製造技術完整可行。 才進行到半途的次微米計劃,已有來自台灣矽谷的需求。今年各自逼近六十億營業額的台灣積體電路和聯華電子,都已拿出一億三千萬台幣加入次微米聯盟,派出工程師全程參與開發,確保隨時移轉分享最新的技術成果。另有華邦等五家公司,則以一百萬元,加入同盟,隨時學習利用次微米技術開發產品的竅門。 帶著七人團隊回國的裕創公司總經理盧超群肯定,次微米計劃驅使台灣記憶晶片的開發能力兼程趕上。計劃中的二五六K(二十五萬六千位元)、四M(四百萬位元)兩代記憶晶片都準時完成,而最終目標的十六M(一千六百萬位元)晶片,已做出試產產品,將在明年試行量產。曾在美國IBM主持開發記憶晶片的盧超群自信地說:「兩年前,台灣落後兩個世代,現在只差四分之三代。」 隨著生產半導體投資如滾雪球般膨脹,不只國內廠商難以單獨氶擔,連美國IBM、日本日立、東芝等一流大廠都開始以結盟分散風險。台灣矽谷的合泰半導體總經理吳啟勇估計,要建一座合乎經濟規模的次微米廠,「至少一百億」。合泰專門產製台灣玩具業使用的語音晶片,去年業績八億。望著滿室色彩鮮艷的玩具樣品,吳啟勇問一句:「要賺到那一年才有一百億?」 次微米計劃為台灣半導體技術開路,但台灣半導體業走入青年期的最大質變,則在經營策略的換代。過去單純由電子所移轉技術、人才、產品的局面已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多樣化的營運模式。 原本由電子所人馬為班底而成立的聯華、華邦,就明顯展現重新向上定位的意圖。自始以玩具、電話等消費產品為目標的聯華、華邦,近年在新廠陸續上線後,瞄準個人電腦、傳真機、通訊等國內出囗大項產品,接續出招,跳脫過去賴以為生的低層次產品。 聯華電子更把調整重點切換到組織管理。為了在規模加大後保持一向流露的彈性,聯華今年初把組織打散,開始以獨立的事業部衝刺成長。連生產單位都獨立的聯華,甚至可以在業績、利潤的考量下,不接內部其他部門產品生產。眼見台積為業界代工生產的業務暢旺,聯華的生產事業部在年中突然把代工業由一五%猛衝到五○ %。 同樣移轉電子所人力而成立的台灣積體電路,更在全球半導體業界開創出專營代工生產的新模式。 台積代工模式的確立,陸續引來日、韓、新加坡的仿效。由於業務暢旺,才花了五億美元擴充第二廠的台積,已在構思蓋起第三廠。甚至如美國VLSI等中型半導體公司,已完全退出生產,全力開發產品,放手讓台積施展製造長才。 沒有工廠的晶片公司 當年構思台積定位的董事長張忠謀坦承,他早就感受半導體生產投資龐大,已使製造與產品開發明顯專業分工。他引用美國哈佛企管評論去年一篇「沒有電腦的電腦公司、沒有晶圓廠房的晶片公司」論文為例,肯定台積走在全球風氣之先。 初始的定位正確,台積接續又靠與國外大廠合作,改善營運品質。白髮參差的副總經理曾繁城就指出,台積以國際先進水準為假想敵,隨時緊跟對手,動作要快。「別人有○.八微米,我們最遲半年內絕對要跟上,」他強調。 近年交由台積代工的英代爾,更讓台積學到先進品管。曾繁藤記得,為了接下英代爾合約,台積經歷為時一年的十五項考驗,確定每塊晶圓都有完整生產紀錄、每粒晶片都可承受一五○度高溫、八五%高濕而不滲漏濕氣才過關。這套做法由三年前的兩微米延伸到今日的○.八微米,台積全廠遵行。 懷抱對電子科技的雄心,由宏一出資的德一,與自美國回流的旺宏則走出台灣矽谷的新典型。 由宏碁出錢,美國德州儀器出技術的德碁,是台灣全盤移植日本半導體生產方式的頭一遭。當年宏碁拒絕韓國三星合資的提議,與德儀結盟,大隊人馬到德儀日本工廠實做借火;今天的德碁,月產一百萬記憶晶片,是世界級的生產據點。 但與個人電腦業截然不同的半導體業環境,勢必嚴厲考驗董事長施振榮以降的德碁團隊。半年內,德碁必須確定下一代的產品主力;明年初,德碁要將產量推向產能滿載,充分運用設備。但德碁最迫切的急務,是要把業績數字由紅字轉黑。 施振榮氶認,如果不是德碁數以億計的虧損,今年宏碁的個人電腦可以賺錢。但投資德碁是爭長期、不爭一時的遠期策略。「三年前,沒有一個諸葛亮會看到今天電腦業的變化,」他硬起聲音強調,「我們要撐下去。」 距離德儀不過三百公尺的旺宏電子也是半導體業風險醉人、不做不行的最佳引證。三年前公司成立時,旺宏一囗氣引回二十八位技術人才,目前已增加到四十人。他們帶領台灣的技術團隊,朝向電腦用晶片多方向進攻。新近的傑作是只有美、日做出的快閃記憶晶片,讀入資料後不因斷電而遺忘。 旺宏不但引回人力,更建起一座四十億的廠房。手筆大,營運的壓力更大。一位同業就說:「他們有四十個美式待遇的家庭要養。」旺宏總經理吳敏求也鬥志旺盛地坦承:「現在最大瓶頸是資金。」 這些廠商敢於大膽投資,都看準台灣本地半導體巿場的供需關係並不平衡,本土廠商大有機會將目前僅一○%的自給率向上提升。 雖然台灣的半導體巿場不過佔全球四%,但是資訊電子產業的規模全球有數,成為這類半導體廠商必爭之地。 六十元殺到十五元 負責日本東芝半導體台灣巿場的黃大森就估計,東芝每年在台灣兩億美元的營業額中,七成與資訊產品有關。在個人電腦的心臟––微機處理機電腦晶片,台灣更佔去美國最大廠英代爾業務量一○%;去年起推出相容晶片要打破英代爾壟斷的美國超微(AMD),更把供銷第一重點放在台灣,業務順勢翻一番。甚至連韓國製的記憶晶片,每年在台都有八十億台幣銷路。 因此,本地半導體廠都將資訊器材使用的半導體晶片視為首要目標,全力搶攻。激烈的競爭使得台灣常見的商戰手法也在半導體業出現。年初才上巿的電腦網路晶片,六個月內跌價一半;而聯華把個人電腦晶片由六十美元一舉殺到十五美元的做法,更在美國、台灣造成震撼。 台灣電腦主機板產業世界第一,但「大家都世界第一得很辛苦,」華邦電子總經理楊丁元在剛完工的新廠指出。為了這個工廠,華邦投下四十多億台幣,必須在五年折舊期內回收。 在新產能擴增,誠需高利潤新產品來善用產能的壓力下,台灣甚至嘗試攻入電腦的心臟產品。準備在明年用次微米技術,推出微處理機電腦晶片的聯華董事長曹興誠就曾坦承,已準備好二千萬美元,要應付英代爾必然提出的法律爭訟。 由二十年前,當時行政院長孫運璿決定步入半導體技術到今日,台灣的半導體發展已由領導人的遠見帶引,進入充滿現實意味的商業運行。現階段的發展阻礙不再是技術、產能,居然是資金和產銷。 隨著股巿熱潮冷卻,大陸熱潮極可能吸納走近千億台資;而台灣社會過往對科技投資的熱度,在不景氣寒流下,也突然急速降溫。 但在技術不斷更新、設備投資日益趨近天文數字的半導體業,投資中斷必然引來生機的萎縮。華邦楊丁元歸納台灣發展半導體業的經驗,是由錢變成產品,再變成利潤的循環:「只要肯投資,技術、人才都可以跟得上。」工研院電子所以往每四年一期的研發計劃,都可以拉近世界水準兩年;如果現在少了持續投資,技術落後,無以為繼。 台灣向來在半導體業的躊躇,與韓國形成強烈對比。韓國三星電子在台負責人洪性仁就證實,為了建好十六M記憶晶片的新廠,三星這兩年要投入十億美元。「在半導體業只要落後一步,再也追不回來,」洪性仁解釋韓國式的產業邏輯。 台灣半導體業愈強,下游電子產業愈有利。而半導體業要尋覓新一代好產品,也只有靠下游台灣電子業出點子。在找尋新方向的努力上,上下游命運共同。專做設計、不做生產的矽統科技總經理劉曉民就強調:「下游有競爭力,上游才有機會。」 七年前,電子所與華智合作,繼美、日後,開發成功二五六K記憶晶片,卻迫於因國內沒有資金、工廠生產,眼睜睜看著被稱「國寶」的產品移去韓國製造。 但韓國不以買進產品設計為滿足。三星電子固然在美國矽谷等地大買設計圖樣,也在韓國成立設計中心,雙方競賽。結果韓國方面不但打敗矽谷,使三星關掉矽谷研究單位;更接續在投入三十億美元、虧損十二億後,使三星成為佔全球產量四%的大廠。目前三星以每月一百萬顆的產量成為全球最大四M記憶晶片廠。 半導體業永不變更的規律,是成功與失敗之間比微米還細的分界。走上半導體的不歸路,台灣別無選擇。為台灣工業,要做半導體;為已投下的錢和人,廠商只有挺而迎向更大的風險。 「從個體看,廠商固然辛苦;從整體看,整個產業愈來愈強。」七年前的痛心往事,台灣矽谷忘不了;為了下一個七年、十年、或更久,台灣的矽谷只有狠衝到底。 《下一篇:「璿」是北斗星裡的一顆星》 「璿」是北斗星裡的一顆星 【作者:康寧祥、許棹雲 1989.01.01】              天下雜誌第92期 孫運璿比中華民國小兩歲,自童顏至皓首,不論身處何時、何地,始終縈繞於他心的,是讓這位兄長昂首闊步於世界。(中國時報資料照片) 幾乎所有的人都同意:看到他,使人相信,明天會更好。孫運璿比中華民國小兩歲,自童顏至皓首,不論身處何時、何地,始終縈繞於他心的,是讓這位兄長昂首闊步於世界。 因為他取得蔣氏父子信任,具備專業知識及社會聲望,此種權力傳承模式如果成功,今天政治、社會的紛擾就會減少很多。 我覺得他是國民黨裏少數一、兩位能夠坦誠回答問題的官員,知者說知,不知者說不知,絕不會答非所問,模稜兩可。例如在經濟部長任內,我公開質詢或私下詢問經濟問題,他懂得的會直接告訴我,不懂的,他會說:「我回去問清楚了,馬上告訴你。」過不久,真的會接到他的答覆。 在蔣經國任行政院長時,有次他找我去談話,問我關於對他閣員的意見,我告訴他我對孫運璿有這樣的觀察,他似乎也很同意,並說:「我如有財經大事,總會找有關閣員來說明,孫運璿有不同意的地方,會跟我辯論,但是辯論完畢,做成決策後,他就會盡全力執行,絕對不會推說這是別的部會或上級的指示,他自己不同意。」從此番談話中,蔣院長後來提名孫運璿做行政院長,實為意料中事。 開始作政治決斷 對立法委員,他也極注意,民國六十七年行政院要行使行政院長同意權前,他到我家兩次,我都不在,他就和立法院警衛講好,要他們通知他我到的時間,有天早上八點半,我到了立法院,他就隨後趕到,心臟病剛好的他還爬了三層樓到我研究室來,除了請我支持他的同意案外,並且對我說,因為主客觀因素(二次能源危機),他做行政院長後,經濟情況可能稍差,請我諒解支持。 他以一財經人接任行政院長後,我對幾位東北籍立法委員說:「一年內,除財經問題外,我不質詢他,因為我的興趣在政治間題,他的政治還有待學習。」有人也許會問,趁此機會讓他尷尬,不是更好,我覺得對這樣的人物不公平,因為他對政治不熟悉,而且也不是在他能力範圍內。 後來他在立法院逐漸答覆政治問題,又在民國七十一年發表對大陸政策聲明(此聲明中表明我國不畏懼談判,但也絕不在畏懼中談判),已漸漸看出他在做政治決斷。 此外他任行政院長後,施政報告和政策聲明都改成白話文,也能反映社會民意,頗具草根性,政策裏也有知識界的積極介入,由於他的專業知業,而且非出身於宮中(指官邸),沒有特殊腰帶關係,易於贏得這兩方面人的支持,奠定了他的社會聲望。 七、八年前,它已經有一套自由、開放、解除戒嚴的時間表對國家前途,他有長遠藍圖,而且用誠懇的態度表達出來,使人民能了解他的政策用意。 他的領導力最具體表現在,能夠博採眾議,例如民國七十一年間,他在國建會時有篇對大陸政策的重要聲明,這篇聲明是集合海內外學者意見,加上自己幕僚,如魏鏞、宋楚瑜、戴瑞明等集思廣益,做出初步的文稿,這種模式能激起學者的參與感。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裁奪力,如這篇演講中,本來我們的主題是放在我們要與中共爭千秋,到了他那裏,他加上了「要爭一時,也要爭千秋」,意指我們現在就要和中共做各方面的競賽。 高層次和衷共濟 而他任行政院長期間,我覺得最難得的是他和中央黨部祕書長蔣彥士、總統府祕書長馬紀壯三人配合得當,尤其在蔣總統生病期間,三人和衷共濟,共撐國事,到了最上層有這樣的合作,實在很不容易,這要三人都是氣魄宏遠、性格寬大,完全以國事為重才行。 七、八年前,他已與我們談過現在實施的自由開放措施,如解除戒嚴等,而且隱約也可聽出他有一套時間表;當時他更希望把黨外力量引導入正軌的政黨政治。 對台灣身處險惡國際局勢,他與我們商討了很多彈性外交作法,可惜這些內政、外交改革,因為有位太上部長反對而遭受重重阻力,而耽誤了這麼多年。 對他個人的接觸,讓我很難忘的有兩件事,每次回國我都會去見他,他總顧慮我行動不便,自己下樓到一樓會客室與我晤談,使我免去爬樓梯之苦。 另一件事是五年前,我九十六歲的母親病重,住中心診所,他不但親自來醫院探視,而且一再請中心診所的院長和醫師用最好的方法治療,雖然後來母親仍然因年齡太大而去世,但他那種誠懇態度仍然讓我感動。 《下一篇:聚光燈外的國之大老─孫運璿》 聚光燈外的國之大老─孫運璿 【中時晚報/唐湘龍 1997/02/19】               遠第八任正副總統就職大典,場面氣氛莊嚴熱烈,總統府資政孫運璿豎起大拇指稱讚李總統。(中時攝影組攝) 他八十五歲。李登輝應該感謝他。 如果不是他中了風,李登輝是否還是今天的李登輝?十個人,恐怕九個半要搖頭。李登輝是不是蔣經國「欽點傳人」?到現在還沒定論,但孫運璿不會沒定論,孫運璿是欽點傳人。至少,曾經清楚的是。 「大老」是中國官場的特產。其實,大老的特徵,先是「老」,然後才是「大」。要老要看命,要大要靠運,要老要大都還不難,但既老又大,還要「孚人望」,就難。在台灣,大老人數佔總人口比例之高,恐怕也是個第一,但眾口一聲,「吾無間言矣」的大老卻很少,而孫運璿夠格。 孫運璿跟李國鼎像,退而不休。中風後都一樣,訪客一堆,是政治這個行當裡難得見得著人情味的地方。雖然早已不問政治,但「孫運璿」卻逐漸變成是一種政治意象,像是評鑑當代政治人物質感的標竿。不是說孫運璿偉大,很少人用「偉大」這個字眼形容他,但對一個科技出身,曾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來說,有大權,卻不濫權;能用人,卻不營私,就是個官場上的難得。到今天,政壇上猶然造不出一個「孫系人馬」的詞兒,相形之下,那些勢力比能力大,官位比地位高的政客們,不說話都自貶三分。 每天,半天在復健、讀報、會客,身體狀況當然不能說「比三年前還要好」,但耳聰目明,思路清晰,。政治,關心是絕對關心,但不碰。對時局紛亂,當朝人物的脫軌言行,難免喟歎,但也僅止於喟歎。偶有憂時之論,也是微言大義,點到為止。 這幾年,除了公益活動,這位淡出政壇,卻淡不出人心的大老,幾乎已經不公開活動。最近,想得到的,就是他在政界、科技界、產業界好友們以孫運璿之名成立的學術基金會。成立典禮上,多媒體一路放著他一生行誼,偶爾插入他第一次到立法院施政報告等的歷史原聲,時光倒影,很難不感動。讓人驀然驚覺,原來台灣還有過這麼一段好政治。 李登輝應該感謝他。但是,主流、非主流惡鬥時,孫運璿求見,李登輝拒絕了他。這件事,不知道傷了誰。 《下一篇:孫運璿先生公職生涯中最最感遺憾的是...》 孫運璿先生公職生涯中最最感遺憾的是... 【中國時報 1997/03/27】               「積體電路技術引進二十五週年紀念會」在圓山飯店隆重舉行,會場並展示當年時任行政院長蔣經國與經濟部長孫運璿,開創台灣科技產業的珍貴相片。(李智為攝) 孫運璿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公職生涯中最感遺憾的是,在經濟部長任內太專注於經濟的發展,而忽略了精神文化的提升,以致今日台灣出現這麼多亂象。 對於孫資政的感慨,相信許多有識之士都會心有戚戚焉。縣長范振宗在全國文化會議上致詞說:我們的基層文化有惡質化的傾向應予導正,他還說,我們的經濟發展未如日本,但是文化面卻已開始傾頹,值得大家警惕。 經濟發展是否必然帶來文化的衰頹,歐美和日本先進國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些國家的經濟高度成長,但是文化面依然蓬勃發展,可見經濟與文化可以並行不悖,之所以有衝突乃是人使他顧此失彼。 當全國最高行政首長可以辦世紀婚禮,或者地方政要的喜宴動輒千桌,又如何要求尋常百姓必須儉約行事? 經濟發展有具體的數字依據,為政者可以藉此彰顯政績,倒是移風易俗的工作很難看出績效,是以政治人物每每重經濟而輕文化,今日社會如此,誠良有以也。 《下一篇:社論─孫運璿的感慨》 社論─孫運璿的感慨 【中時晚報 2001/05/12】               蔣經國、孫運璿一同巡視十大建設之一核能電廠。(中時報系檔案照片) 《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一書的問世,使得政壇再度掀波,由於書中對一些政治人物臧否,流彈四射下話題不斷,也間接影響了年底選舉的走勢。在一片口水聲浪中,從來不曾對政治口出惡言的總統府資政孫運璿也難免感慨。 在《執政告白》中,李登輝對當初與他合作過的政治夥伴有頗嚴厲的批評,所幸被批評者都能以寬闊的心胸面對,包括連戰以「雙人探戈」重申他對李登輝的尊重,陳萬水代夫宋楚瑜表達對「很厲害」三個字的肯定。甚至被李登輝褒揚的陳水扁也審慎的回應李扁關係,顯現了政治人物的成熟與自制。 李登輝在政壇上向以權謀著稱,堅強的意志主導著他對理念的貫徹,他的每一出手,就像劍道使出殺手的剎那一般,必定招招扣住對手的咽喉。儘管已經退出政壇,但仍心心念念深恐他執掌十二年的大政方向會有所改變。所以他還要出訪日本、美國,還要思量年底選後的政治重組。 或許這是出於一種對台灣前途的使命感,或許是出於一種對於生命價值的追求。然而一個政治人物最必須認清的就是,曲終了就必須下台,台面上已經換角了,戲就由別人唱,還捨不得離去而在台上攪和,必然會使得一齣戲唱得不三不四。再說,人生的一切終究由不得你不放下。 孫運璿自從卸下閣揆職務後,在政壇上一向低調,對李登輝也不曾說過一句重話,但他說這本書的內容「對人不好,對事不好」,他看了實在難過。政壇的風風雨雨如梭往來,很快就會成為過眼雲煙,政治人物的成敗終究不是靠自己來說,歷史會給一個公正的評價。 《下一篇:為台灣帶來光明未來的工程師》 1913 出生於山東蓬萊 1934 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 1940 青海西寧電廠廠長 1946 台電機電處處長 1950 台電總工程師 1953 台電協理兼總工程師 1962 台電總經理 1967 交通部長 1969 經濟部長 1978 行政院長 1984 總統府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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