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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香港的自由与我们血脉相连

在香港记者协会的题为《收紧政策:严控公民权利,威胁香港言论自由》的年报中,生动地对比了香港新闻界在回归前后的巨大差异。在回归之前,“香港传媒在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大部分时间并非不无缺点,但他们当时至少提供了大量中国和中共领导人的资料。那时香港报章满载中国政策的争论和权力斗争的传闻和精辟之见,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的必然读物,而国内记者只能恨得牙痒痒地看着他们怯于报道的真相在港英这片殖民地得见天日。”在回归之后,“时至今日,香港记者反而要看国内行家的风吹草动来测试什么报道最安全,原因是忧虑人身安全。一个资深新闻行政人员称,她的报章专注报道消费新闻,突发和罪案及中下层的贪污情况,报道这些是很安全的,因为大陆大部分的报刊也是报道这些东西;一个电视制作人更指出,‘大家心里明白,中央领导人的性格和过错与西藏和新疆的分离活动等问题,都是报道的禁区。’”这是一种静悄悄的“温水煮青蛙”的消灭自由的方式,这也是一种缓慢而有效的、水滴石穿的侵蚀自由的方式。中共的这一策略在香港的运作,获得了相当的成功。香港新闻自由的前景不容乐观。 “二十三条”宛如在这锅温水中浇上一勺滚烫的热油。原本不知不觉地在锅中游弋的青蛙们顿时被烫得蹦出了锅盖。中共在香港所有的机构和眼线,都未能估计到香港上街反对这道“紧箍咒”的市民会有五十万至一百万之多。他们以为青蛙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他们错误估计了青蛙对自由之热爱以及生命力之顽强。他们弄巧成拙,再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中央政府不得不授意董建华宣布撤回“二十三条”,就像当初强令他通过此立法一样。不过,中共当局向来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诗篇》十二章二节)。前外长、国务委员唐家璇大言不惭,面不红、耳不赤、心不跳地对海外媒体说: “‘二十三条’是香港特区政府自行立法,其撤回也是特区政府自行撤回。”唐大委员特意向外国记者强调“自行”一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也振振有词地表示: “尊重特区政府的决定。”他们以这种镇定自若来掩饰自己的失败,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于说谎者来说,越是虚假的东西,越是要强调和突出地表述。这些表态再次说明:在中共的权力秩序中,错的永远是傀儡,而不可能是主人。 从反面意义上说,“二十三条”对香港人恢复自由民主的意识功不可没。自以为拿着中共的尚方宝剑而对香港市民大发淫威的恶婆婆叶刘淑仪,是首先被中共抛弃的 “负资产”。中共也认识到,这样一个“狼外婆”的存在,乃是香港市民遭遇到的活生生的“公民自由教材”。可以说,没有“二十三条”之恶法,香港人还意识不到自由正在被一点一点地被侵蚀;没有叶刘淑仪的存在,香港人还感觉不到专制和蛮横的官员并非“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叶太远走他乡之后两年,突然董老伯也称病下台,再次充当中央的“替罪羊”和香港公众的“出气筒”——董老伯忠心耿耿为中共卖命,但在最高当局眼中,其功效充其量也就是一张卫生纸而已,擦了屁股之后毫不犹豫地就被扔掉了。 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最好的礼物,自由包括经济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良心的自由等等,当然还有选举官员的自由。远处的伊拉克、阿富汗人民实现了直接选举最高行政长官和议会;近处的菲律宾、印尼也在选举方面迈出了一大步。那么,香港市民为什么不能享有这样的自由呢?中共当局经常说,自由和民主跟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程度紧紧相连,我们不是不想搞自由和民主,只不过现在大陆经济发展水平不够,民众的素质尚低,所以自由民主应当 “缓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近日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的时候便是如此高谈阔论的。按照这个理论,在经济上早已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在市民普遍的教育程度上亦在亚洲名列前茅的香港,早该实行特首和立法会的直选了。中共为何不惜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依然阻挠香港的直选呢?在我看来,中共害怕香港直选,乃是害怕香港直选出来的特首和立法会不会继续对中央言听计从、俯首帖耳,同时亦害怕香港的直选对大陆造成巨大的冲击波。这就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企图对生机勃勃的孙子进行遥控,这样的企图会成功吗? 香港繁荣稳定的根基,在于其“自由港”的身份,而绝对不是香港变得像大陆一样。试想,如果信息不能自由流通、如果言论不能自由表达、如果才华不能自由发挥,香港还有什么活力可言呢?香港还能称为“香港”吗? (二)勇敢的香港的女记者 在我两次访问香港期间,与香港的新闻界人士有不少接触。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香港记者之中,女性占了一大半,这种情形不仅在中国大陆不太可能出现,就是在女权运动早已高嚷了半个多世纪的欧美国家也不多见。我一向认为,记者是一件兼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者的辛苦工作,女性在这一行业中天生就处于弱者的地位。但是,通过对香港新闻界的观察,我的这一偏见“彻底”破产了。香港的女记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充满正义感,冲刺在新闻最前线。 到机场来接我的,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的女记者陈毓欣小姐。她个子高挑,容貌优雅,说话温柔。听她的口音,我怀疑她来自台湾,一问之下,她果然是台湾人,大学毕业之后就到香港工作,现在已经将近十年了。陈小姐告诉我,她很喜欢香港这个活力四射的“动感之都”,觉得香港比台北更具有挑战性。多年来,她在香港新闻界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也融入了香港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之中,她已然把香港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谈到两岸三地的很多问题时,我们都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陈小姐的节目中经常报道大陆的新闻事件,对那些最敏感的新闻亦从不放过。她说,既然做了这个行业,就不要害怕。她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对父兄们昔日反专制争民主的经历耳熟能详,因此非常理解今天大陆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与实践,她愿意通过自己的工作来助大陆同胞一臂之力。此次认识之后,我回到北京,陈毓欣经常就大陆的新闻事件打来电话请我发表评论,使我又多了一个向海外华人介绍真实的中国的渠道。 第二天在香港光华文化中心会议室采访我的,是我早就想见面的香港有限电视台女记者张宝华。她就是那个因问了“中央是否挺董”的问题,而遭到江主席破口大骂的记者。因为被当时的“今上”辱骂,张宝华亦一举成名而为天下知。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那段江主席骂人的画面中,只见江主席青筋暴起、唾沫横飞的王者之风,却不见被如此“修理”的女记者的半边倩影。此次一见之下,才大吃一惊:张宝华原来如此年轻、美丽和娇小!她款款地走过来同我握手,抱歉地说: “我的国语不太灵光,请多包涵。”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位邻家的高中女孩。我不禁想,江主席口口声声说自己与美国大牌记者华莱士如何谈笑风生,这似乎是他“尊老”的美德,但他不会不知道中国人除了“尊老”之外,还应该“爱幼”吧?以年龄而论,江主席足以当上这个女孩的爷爷了,他为何连这样的一个小女孩都不能宽容呢? 张宝华却不愿我“小看”她,我们便比较起年龄来。不比不知道,原来我们竟然是同年,我只比她大几个月呢。她虽然看上去像弱不禁风的小妹妹,却已经是香港有限电视的高级记者了,做起采访来立刻就体现出较高的职业素质来。她所问的问题无不切中肯綮,一针见血。采访完成之后,我们一起照了一张合影,我开玩笑说: “大概我们两个人是中宣部最不喜欢的两个人吧!”——那时候,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还没有发表。窗外是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在隐隐的海涛中与“童言无忌”的张宝华交谈,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她告诉我,她的第一本书就快要出版了,这本书中记载了她从事新闻事业的苦与乐,以及那次与“江爷爷”冲突的来龙去脉。我表示很有兴趣读到这本书。不久之后,我果然收到了她托朋友带给我的两本著作《新闻背后》和《两岸追踪》,其中还记载了对我的采访笔记,她写道: “我想,知识分子跟民众应该是息息相关的,民间的苦难、民众的痛苦,知识界有责任向政府反映,可是现在,我不愿意说很多人,但起码有一部分人都不愿这样做。所以我的确很佩服余杰,他在内地长大,承受的压力比我们大,但个子小小的他,颈椎却硬硬的。”其实,她本人何尝不是如此,正如香港资深媒体工作者林和立所说:“张宝华看似个娇滴滴的媒体明星,但称她为一位学养与拚搏精神兼备的新闻铁蝴蝶则更贴切。” 在访问香港记者协会的时候,我有幸遇到了香港记者协会的总干事罗少兰女士。罗女士干练而稳重,她向我介绍了香港记者协会的工作情况。香港记者协会的主席张炳玲也是一位女性呢。大陆的“记者协会”徒具虚名,不过是官方随意玩耍的一个“花瓶”而已;而香港记者协会的的确确是记者的家园和沙龙,也是记者权利和新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罗女士送给我两本香港记者协会编辑的《记者之声》杂志以及《二零零三年年报》。第三期《记者之声》的主题为“危困之中的新闻自由”,第四期《记者之声》的主题为“非典型的新闻挑战”,而记者协会年报的主题则是——“收紧政策:严控公民权利,威胁香港言论自由”。罗少兰告诉我,记者协会的每一篇报告都以事实为依据,他们的工作就像是灯塔的守护者一样,不断地给将要触礁的航船以警告。在这间狭小得有些不符合“香港记者协会”地位的办公室里,我们就内地和香港新闻界的状况交换了很多看法。香港记者协会的工作人员大半也都是女性,她们宛如一群默默耕种、不求报酬的农夫,我想香港的广大市民应当更多地关注这一不凡的事业——关心新闻自由的事业,其实也就是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权益。 我在香港还会见了其他一些女记者:《苹果日报》的记者卢燕仪小姐,为了完成对我的一篇专访文章,不顾炎热的天气,带着一名摄影师专程赶到我在中文大学的住地,我们在一家学生快餐店外面漫谈了一个多小时。《成报》的记者胡淑婷,在《开放》杂志的资料室内对我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访谈。《南华早报》的撰稿人余泳恩亦相当敬业,她不仅到中文大学中国资料服务中心来参加我的一次午餐讨论会,之后对我进行专采,而且在我返回北京之后还多次打来电话询问一些细节问题。她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我肃然起敬。后来,余咏恩到北京为法新社工作,作为一名基督徒,她也来参加我们的家庭教会,所以我们有了很多见面的机会。她对高智晟律师深表敬重,亦非常关心他的安危,这种关心已非记者对新闻的关心,而是出自内心的对“铁肩担道义”者的关心。这种关心令我们在北京寒冷的冬天也感到了温暖。 在香港停留期间,我还遇到了以前在北京见过面的老朋友——《明报》的女记者潘诗韵和自由撰稿人潘惠莲。潘诗韵编发了我的若干文章,也撰写过介绍我的文字;潘惠莲也对我进行过访问,她为我拍摄的照片后来被用在我的评论集《拒绝谎言》的封面上。回忆起此前我们在冰天雪地的北京的会面来,如今身处盛夏的香港,顿觉时空的转换、人生的奇妙。 我为香港的新闻界感到骄傲,因为香港的新闻界拥有好多优秀的、有勇气的女记者,她们是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期的香港的“巾帼英雄”。香港的自由,有赖于这些女记者奋不顾身的努力,更有赖于每一个有良知的香港市民的捍卫。让我们祝福香港,祝福香港的女记者们。在香港新闻自由的历史上,她们已经书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页。 (三)香港媒体堕落从杨锦麟开始 我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的《亚洲周刊》上读到一篇旷世奇文,乃是杨锦麟先生的《香港媒体堕落从文化人开始》。此文一开篇便大肆歌颂神州五号的升空:“经过几代人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中国人终于实现了几千年飞天梦,中华民族诞生了自己的太空英雄,神州五号的成功发射以及顺利返回,被海外华人视为是自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华民族值得庆祝的千古盛事。”同时,作者认为,对神五升空持不同看法的仅仅是“台湾民进党当局和部分台独基本教义派人士”。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对于香港作家陶杰讽刺神五乃是“无钱开饭,有钱叫鸡”、“生了痔疮却要买名牌内裤”,杨锦麟在文章中给予痛斥,并将其上升到“香港文化人的堕落”和“香港媒体的堕落”的高度。 然而,我的看法却恰好相反。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杨锦麟文章中自相矛盾的逻辑。杨锦麟认为像陶杰这样的作家之所以要批评神五,乃是“在回归后挟负资产的民怨以自重”,是一种“新闻娱乐化”和“商业气息的潜移默化”。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描述了太空人杨利伟到香港的情景,“港人不分党派、不分老幼及背景,都热烈地、衷心地欢迎”。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如果说陶杰真是附和商业利益和民意,那么以他的聪明,不会看不到杨锦麟所描述的这一“万人空港”的场景。在这样的背景下,陶杰就该无条件地吹捧太空人了,因为这种吹捧既符合民意,又有商业收益。但是,陶杰没有这样做,无论他人持何种态度,他毅然坚持自己独立观点的表达,显示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 杨锦麟批评陶杰的观点是“简单的黑白二分法”,其实这正是他自己的思路。虽然移居香港多年,杨锦麟至今依然没有理解香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实质,不知道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们对任何问题都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对于一个习惯于做奴才的人来说,要适应自由的生活还真不容易。杨锦麟俨然像中宣部的高级官员那样,虽然没有经过民众的授权,却自以为是地“代表”了所有民众的立场。我想请问杨锦麟的是,你有什么资格和权利,“代表”香港、内地乃至全球所有华人来支持与赞美神州五号升空呢? 在我个人有限的了解中,许多内地老百姓对神州五号都持冷漠甚至批评的态度。北京知识界大部分人对这种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并不看好,即便是普通民众也没有因之而“欢欣鼓舞”。我在农贸市场买菜的时候,小商贩们说:“那是几个头头脑脑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在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向我发牢骚说: “这个政府连堵车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搞什么飞船!”虽然官方竭力宣扬,但民众对其关注程度甚至不如女排比赛。在大陆的网络上,一般网友对神五的评价也是负面多余正面,有网民替灾民着想写道:“洛阳连降大雨,七万余间房屋倒塌,三十余万人受灾,水深火热,发射那价值二十四亿美元的桶桶为什么!”还有网友质问道:“对于被打死的大学生孙志刚和被饿死的三岁小女孩李思怡来说,神州五号有什么意义呢?”学者杨支柱在《神五升空与广场自焚》一文中指出,一边是飞船升空,一边是民众前赴后继地到天安们广场自焚,这就是专制政府给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吗?我也曾经在《太空人能够挽救极权主义的崩溃吗?》一文中指出,一百八十亿人民币的投入,如果用在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上,可以让两百万孩子完成基础教育。 杨锦麟在文章中故意将“中国”与“中共”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他说,批评神五就是“对中国人以及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和民族精神和魂魄的延续深恶痛绝”。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对同胞的热爱和对中国的认同,正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批判中共专制制度的动力和原因。中共建政以来,尤其在毛泽东时代,一直在疯狂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荼毒民众的道德伦理。其所从事的伤天害理之事,亘古未有。从杨锦麟的年龄和履历来猜测,他在大陆的生活经历应当让他意识到这一切。爱中国、救中国乃至传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其第一步必然就是对抗中共政权的文化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而批判神五之闹剧,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由此观之,真正热爱中国和中国同胞的,是陶杰,而非杨锦麟。 中国是一个面子大国。当年,明朝郑和下西洋仅仅是为了皇帝的面子,没有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带来世界格局的重组;今天,中共的神州五号也仅仅是为了统治者的面子,无法带动新的经济增长点。研制神五的思路与昔日的大跃进并无本质区别,网络评论家火戈指出:“被某种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所驱使、而强撑着搞高新科技的太空研发,即便取得非凡成绩,却是不但弥补不了深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反而是使之雪上加霜,加速了灭亡的趋势!”今天的中国继续苏联当年的做法,简直就是在别人已经跌倒的地方第二次跌倒:“若说过去处于冷战时代,被冷战思维支配着的中共领袖,为了抗衡美、苏,缩衣节食地搞一点核弹与火箭虽属 ‘夜过坟场吹口哨——为自己壮胆’之蠢举,却还情有可原——旧时代旧举措;当时美、苏争高下,未见分晓。但是,如今世界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已成事实,而面对冷战后的世界新格局,中共当权者口头上高唱‘与时俱进’而实际上不肯前进,竟继续步别人早在几十年前走过的老路——花巨资搞航天开发!这就令人极为费解了!它不仅谈不上符合‘以人为本’的正确发展思路,也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指导思想不相一致,而简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陈旧而谬误的强权思维的产物!因而,它只能同当年爆炸第一枚核装置举措相比美!因而亦只能同北朝鲜、伊朗那些邪念相类似!”然而,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杨锦麟全都视而不见,其独断、偏听、狂妄,简直可以跟中共领袖相媲美,很难想象他是厦门大学历史系科班毕业的,他居然一点历史常识都不具备,真不知道他的大学是怎么念的! 杨锦麟对陶杰等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的谩骂,反倒表明了他根深蒂固的奴隶心态。在杨锦麟主持的凤凰台“有报天天读”栏目中,充满了对英美文明国家领导人的讥讽和侮辱,却听不见对大陆专制独裁政权的抨击和对大陆底层民众的关怀。当然,其根底还在于“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杨锦麟所供职的凤凰卫视及香港商报,众所周知都是大陆的资本背景。因此,叭儿狗怎么能不看主人的脸色行事呢?叭儿狗不仅要看主人的脸色,而且在主人过生日的时候,还要负责向其他不与主人保持一致的对象狂吠。 杨锦麟所希望看到的香港的舆论,乃是与大陆一模一样的情况:所有的传媒都受到官方的控制,都只能发出一种声音来。像神州五号这样伟大的成就,怎么能够有不同的看法呢?要是他拥有中共官员的权力,像陶杰这样的知识分子早被他送进了监狱。大陆确实就有知识分子因此被送进了监狱——大陆的网络写作者杜导斌至今依然还在牢狱之中。就在被捕前夕,杜导斌写下了《神舟五号:后冷战时代怪胎——太空烧钱,效益何在?》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按照北京、湖北省长阳县等地经验,政府每年只需给每个农民补贴十元到二十元钱,农民再缴纳这么多,就可以建起一个低水平农村医疗保险网。全国八亿农民,国家给每人补贴二十元,一年花费一百六十亿,数千百万不幸患病而无钱医治的农民就有望免于在家等死。但现在‘国家’宁可每年拿出二十亿美元到太空里烧掉,也愣是不屑于用到最贫穷人们的身上。一个神舟五号就用去一百九十亿元,不过让胡锦涛、杨利伟两人露一回脸,让民族主义盲流们多分泌几毫升肾上腺素。这就是神舟五号台前幕后所有故事的实质价值。”杜导斌在这篇文章中还引用了美国海军学院的余茂言教授的看法:“世界上不少国家有技术能力进行载人太空飞行,比如日本、德国、英国。他们不做的原因是花费巨大,得不偿失。”以及美国智囊机构海军分析中心研究亚洲问题的成斌教授的看法:“载人航太技术的军事意义有限。太空技术需要大量投资,载人航太花费大、风险大,除了有助增长民族自豪感之外,没有甚么太大的价值。”然而,就是因为写了一系列这样不与官方保持一致的文章,杜导斌便被送进了黑牢。这是又一桩可耻的因言论而获罪的典型案例。 幸运的是,陶杰先生生活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香港,虽然遭到了杨锦麟之流的谩骂,却不至于像杜导斌一样被投进监狱。在我看来,如果说香港的传媒要堕落的话,则始于杨锦麟、阮次山、曹景行等人。他们在香港过着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的生活,却充当专制政权的帮忙、帮凶和帮闲的丑角。在香港这样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他们巧舌如簧地诱惑民众向专制制度俯首听命。他们希望把香港变成大陆,变成一个万马齐喑、整齐划一的“一九八四”的“老大哥”的帝国。果真那样的话,那倒真是香港媒体的沉沦、乃至整个香港的沉沦。 幸运的是,香港市民大都喜欢阅读陶杰嘻笑怒骂、斥极权而求自由的文章,没有多少人对杨锦麟的“爱国言论”感兴趣。这也使得杨锦麟哀叹香港的“话语霸权”被人“偷走”了。其实,不是谁“偷走”了“话语霸权”,而是香港民众自由选择的结果——谁说真话大家就听谁的。至于杨锦麟、阮次山、曹景行等人瞒天过海的言论,就只能“出口转内销”,到内地去寻找观众和读者了。然而,即便是在内地,随着民主自由意识的觉醒,今天的人们也日渐看出了这类走狗的真面目 ——内地许多观众称呼凤凰台是“第二央视”,这就是对他们的最为准确的评价。 (四)叶刘淑仪:鳄鱼的眼泪 据香港媒体报道,因硬销“二十三条”立法而被迫落台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在她为官二十八年的最后一天,不是与上司、下属,又或她口中的“亲爱的市民”说再见,而是悄悄地选择上京与中央官员“话别”。对于唯北京马首是瞻却依然被北京“挥泪斩马谡”的叶太而言,北京是她永远的主人,如果还想东山再起的话,还得无怨无悔地、全心全意地“为北京服务”;而对于北京来说,尽管中共向来是过河拆桥,玩弄忠心耿耿的奴才们就像使用避孕套一样,用完就扔掉,但此次在五十万市民上街的压力下被迫放弃民怨最大的叶太,也有点于心不忍,不妨给她一点安慰。 香港政界及熟悉公务员系统人士均认为,叶刘淑仪今次“话别”之旅非比寻常,相信她此行是为将来的仕途铺路,希望可更上一层楼。八月四日,叶刘淑仪登机北上,与江泽民的亲信、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以及港澳办主任兼中国政协副主席廖晖会面。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张炳良认为,中央今次主动邀请叶太上京会面,做法相当不妥当。因为在一国两制下,中央不应该高调邀请离职港官话别,他相信此行不单纯话别,可能有安抚意味。廖晖赞扬叶刘淑仪工作出色,和全力配合特首董建华施政作出的贡献。廖晖对叶太的评价,显然与大多数香港市民南辕北辙——以专制为己任的中共官员,又岂能在乎民心民意?反正人民有没有选举权,所以人民是可以任意欺骗、凌辱和“代表”的。 在登机北上之前,叶太对记者发表了一番讲话。她似乎并不认为自己在香港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而依然声称自己宣布离职后,连日接获很多市民的鲜花、礼物及慰问电邮,甚至送给她和其女儿的饼卡。她说非常感谢市民的关怀,相信香港在很多“善良及正直”的市民支持下,将会有美好前景,并感谢传媒“过去对她工作及个人的热烈报道”。其实,正是“善良及正直”的香港市民将她赶下台的,有像她这样顽固、蛮横和“越左越靓”的官僚在,香港哪里会有“美好的前景”呢?香港人民送走她,类似于送瘟神一样。而对于传媒而言,相信没有一个“善良正直”的记者会喜欢叶太以及她所强迫香港人民吞下的苦果——“二十三条”。可以说,“二十三条”通过之日,就是香港的新闻自由终结之日。 八月十八日,叶太送女儿到美国念书,暂时离开香港之一“伤心之地”。在登机之时,“铁娘子”潸然泪下。眼泪对于这名管理香港六万名强力部门公务员的女强人来说,一直都是“稀罕物”。在数天天前凤凰卫视播出的叶太的专访中,主持人鲁豫询问说:“我那天在香港的新闻片里看到,很多主持人围着你,你说一些感谢的话。当时我在想叶局长叶太会不会流眼泪。后来我看报道说,有人在给你送花给你照相的时候你流眼泪了。”叶太的回答是:“老实说,我流眼泪最多,就是我们在保安局的欢送会上,因为当时相处了五年多的同事,真的很难过,一般我不会轻易地表露我的感情。我觉得应该有一定的节制,不应该随便地流泪。” 鲁豫有点多愁善感,对于叶太的这番表白似乎还很是感动。我却感到十分的可笑。我们岂能相信鳄鱼的眼泪?你在为鳄鱼的眼泪而伤感的时候,它说不定立刻扑上来咬你一口。叶太尽管也流出了眼泪,但她更是一个坚持不会承认错误的人,一个把个人权力看得比良心重要的人,一个自愿选择与邪恶为伴的人。在访谈中,她说自己并没有野心和目标,“我的原则就是尽量地做好分配给我的每一份工作,尽我的能力去做,忠于职守,那么评价就由我的上司,现在来说就由社会来评价了。”话是这样说,但是她是否真的在意香港市民对她的评价呢?对她来说,北京高官的一个眼色也比百万市民的游行更有分量。 访谈中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细节。鲁豫问道:“你十三岁的女儿她对自己妈妈的工作了解多少?”叶刘淑仪回答说:“她也了解的。她明白她是典型公务员之家的孩子。”鲁豫追问说:“这话怎么讲?”叶刘淑仪回答道:“比方看电视看到人批评警察她就很愤怒,很生气的。她说这些人怎么能够这样挑剔政府?她是很支持政府部门的,到底从小接触的都是公务员,这一点我也是引以为荣的。” 我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香港官员所说出来的话,我很难相信这位曾经地位显赫的香港高官居然是这样一种陈旧僵化的理念。凤凰卫视介绍叶刘淑仪的生平时说:“虽然已经历经整整二十八年的政界生涯,但从政并不是叶刘淑仪的初衷。学生时代,文学是她的所有梦想与憧憬,在以一级荣誉获得香港大学文学士之后,叶刘淑仪就远赴英国,专心修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那时,她的惟一决心就是‘要做一个读巨著的人’。”一个研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 的人,一个喜爱“读巨著”的人,居然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女儿,真让我莫名惊诧。 女儿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个性,为什么“公务员的女儿”就必须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支持政府呢?我刚刚读完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回忆录,希拉里爱她的父亲,但她的政治立场却与父亲截然相反:希拉里的父亲是持保守倾向的共和党人,而希拉里则是持自由立场的民主党人。父女政见不同并不影响他们的亲情。这才是一个民主社会所遵循的“和而不同”的原则。然而,叶太却将自己的女儿教育成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把妈妈以及妈妈背后的政府当作上帝来崇拜的弱智儿童。一看见有人批评政府就气急败坏,这跟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有什么区别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叶太的女儿堪称香港最不幸的孩子。叶太戕害了香港市民的自由,也戕害了自己女儿的自由,这真叫做“害人终害己”。 鳄鱼流着眼泪离开了香港,我们不能给她廉价的“同情”。我们只能祈祷,叶太再也不要回来了!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改定 首发《民主中国》  (博讯记者:蔡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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