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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权运动应该如何往前走?

“我担忧目前这样一种尚且还可以对话的方式会因为大规模的绝食和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信号使得空气更加紧张。” 这是另一位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浦志强。他曾经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绝食7天半。那次大规模绝食最后导致“天安门事件”,数十到数百人被中国军队开枪打死。因此他深知绝食在中国能起到的作用有限。他说,绝食以后如果作用不大,又怎么办呢,是不是要采取更加激烈的行为呢? 北京的法律博士李柏光也有类似的担心: “当时有人也担心,就是说,维权人士这样做会从法律运动成为一种政治的运动,容易被当局抓住把柄,使得当局作出强烈的反弹,反而把维权人士镇压在萌芽状态。我想这种担心也是有可能的。” 现在旅居美国的政治学者王军涛认为,高智晟等人已经开始用政治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香港支联会声援大陆维权运动,中联办无人接收请愿信,支联会将其贴在门外栏干上.RFA照片 “我觉得高智晟律师正在急剧地从一个专业的律师转向反对阵营。这个轨迹非常清楚。郭飞雄律师这个决心还没有下,但是他在行动上毫无疑问是跟高智晟律师站在一起。当然如果地方政权这样对待他们的话,他们也只有以政治方式去做这个活动了。” 对于这样的“政治化”定性,高智晟律师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作出了回应: “我不知道这种判断的条件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没有法律化的过程,没有法律化的路线可供我们走。象郭飞雄这样的事件,象太石村这样的事件,我们能选择法律途径吗?” 现在旅居加拿大的中国独立学者任不寐对高智晟等人的维权活动表示支持。他说,契约式、谈判式的政治变革在中国很难发生,因为中国的专制政府寸步不让: “特别是去年一年中国警方用黑社会的手段对民运人士进行肉体上的残害,这已经(显示)官方走到了一个毫不妥协的地步了。在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专制之下,民间的反抗必然是激进主义的。” 也许没有多少人否认,高智晟等人最初都是以法律为武器来进行维权,现在是被迫走向更激进的方向。但是,中国最早敢受理政治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之一莫少平说,当政府把一切都政治化的时候,维权律师也用政治手段抗争,将不利于中国实现法制化的最终目标: “作为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它会把很多很多的政治问题法律化,包括小布什和戈尔的大选。而恰恰是在一个非法治国家或者法制并不健全的国家,往往把一些法律问题政治化。那么如果我们非得去顺应这个东西,就是把应该是法律的东西去政治化,这个我认为是与整个法制方向相反的。” 维权律师浦志强说,现在的维权人士面临一个选择:是要做一个影响中国政治的人物,还是要做一个影响中国社会的人物。中国历史上对政治产生影响的人物很多,一个皇帝倒下,再来一个皇帝。而中国社会千百年来,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都很薄弱。李柏光和浦志强、莫少平等人的观点相似。他认为,维权运动就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 第一就是起到公民的教育作用,在公民的大脑里播下法制的种子,使公民从臣民心理走向公民心理。第二就是对官员和执法者起到驯化作用,让他们开始学会遵守宪法和法律已经宣布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公民去行使权利和自由。 北京的法律博士李柏光 “第一就是起到公民的教育作用,在公民的大脑里播下法制的种子,使公民从臣民心理走向公民心理。第二就是对官员和执法者起到驯化作用,让他们开始学会遵守宪法和法律已经宣布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公民去行使权利和自由。” 李柏光还说,持续了几十年的中国民主运动收效甚微的现实证明,改变中国的体制谈何容易;现在能做的就是播撒法律的种子,为宪政民主打下基础。而这正需要中国维权律师大显身手。所以,李柏光表示,如果要他选择,他会试图把法轮功成员权利受侵害以及临沂计生案的情况弄清楚,然后诉诸法律,无论成功与否,都是一个教育民众和官员的过程。莫少平也说,他会选择找到地方政府雇佣黑社会打手的证据,然后起诉政府。 在王军涛看来,维权运动要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前提条件是:政府提供一定的制度空间,而且维权律师能够在这个空间里解决一些问题。王军涛和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现在不存在这种空间,因此维权人士才会去绝食。 但是,李柏光不同意。他说他在2004年受老百姓委托,上书要求罢免腐败官员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最终唐山市政府还是作出了妥协,老百姓的一些诉求得到满足,老百姓也就放弃了罢免的提议。李柏光说,重要的是政府和民间双方都要有妥协、包容的精神,否则中国社会就不会产生理性: “如果我们的民族从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一直到今天为止,如果还没有成熟到学会各派力量之间互相妥协,学会共生共容的话,那将会不断出现这样的冲突,在冲突中不断地消灭对方。直到对立的各方实现宽容、妥协,学会尊重对方的生存,那时候理智才会产生。” 对民主政治做过专门的研究,曾经参与过八九年民运,现在北京的周舵与李柏光的观点类似,他强调温和派的重要作用: “你必须社会和政权两个方面都由温和派占据主流,双方之间才是可以对话的,可以相互协商的,可以在竞争当中合作。有一边是极端派,就不可能。” 不过,夏明则认为,目前高智晟等人采取的激进的非暴力抗争也有成功的先例。他说,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和美国民权运动先驱马丁-路德-金当时也可以避免与政府的对峙,但是他们并没有避免: “马丁-路德-金和甘地都是想赢得社会的良心,那么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把政权的残忍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然后让社会的良心进行反省,直到有一天执政当局它都没法下手去镇压这帮人了。” 但是不赞成夏明观点的人则说,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所面临的政府是已经实现宪政的政府,和中国政府大不一样。 那么,中国的维权运动该如何往前走?是走温和、包容的法律之路,还是走激进、非暴力的抗争之路?浦志强律师在他一篇题为《软硬不吃与软硬通吃》的文章里说,维权律师们应该明白,“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他劝维权律师和政府双方都不要把对方视为敌人,“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前提是政府错了,当局应该率先迈出这和解的第一步。” 自由亚洲电台申华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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