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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賓雁到冰點(下) [錢鋼 2006.03.28  中國時報 ]

即使是退潮期的報告文學,繼劉賓雁、蘇曉康之後,也出現了像《大國寡民》的作者盧躍剛(《冰點》前副主編)這樣思想和專業水準均刷新了高度的傑出作家。而傳媒的商業化、市井化,則呈現著賓雁在二十年前不曾看見的喧囂和紛亂,紛亂中露出空隙和機遇。《冰點》,正是在這新聞改革的大氣候下破土而出。 《冰點》是《中國青年報》的一個「週刊」,李大同是要用這塊「特區」進行全國性主流大報的改革試驗。他認為,這類報紙承擔主流社會價值觀的傳播;承擔保障公眾對國家大事的知情權和辯論權的憲法使命;是社會正義與良知的重要代言人;是社會保持穩定與安全的「限壓閥」和「預警器」。 《冰點》有備而來,厚積薄發。李大同和盧躍剛說:「人民要的是什麼?是憲法賦予的新聞、言論的自由,是對自己生存環境有價值的資訊,是對人間不公的調查和披露,是對強勢集團的遏制和對弱勢人群的扶助,是對國家民族生存發展所必須的深刻思考。」盧躍剛致趙勇的公開信稱:「我們的分歧在於,閣下們在把玩權術,按照官場規則塑造一張聽話的『團報』,而我們想辦一張推進中國社會進步,青史留名的好報紙;閣下們要馬仔、工具、喉舌,我們進入報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變黨報幾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當二○○六年《冰點》遭遇停刊整頓之時,李大同、盧躍剛更是堂堂正正,手執憲法黨章,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傳媒維權抗爭! 這就是劉賓雁《本報內部消息》發表五十周年後中國傳媒的生存環境:邪正交織;新舊博弈;歷史的進步和歷史的倒退並存;傳媒沖入市場的雙腳急促踉蹌而邁向自由的步履艱難沉重;當年加害賓雁的人物仍在加害《冰點》和一切挑戰桎梏的媒體,可是新聞改革的燎原星火,阻之無可阻,遏之無可遏。這就是不能非黑即白草率描述的「混沌」。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參加過《冰點》籌畫創刊時的策畫會。並不寬鬆的輿論環境下,幾位學者在寒冷的屋子裡言不由衷地發言。以那次會議給我的印象,完全不能想像《冰點》會有日後的輝煌。 李大同的信念是:「我們正處在一種漫長的演化進程中,必須有足夠的韌性,不失望,不氣餒,堅持按職業良知的要求做下去……」。《冰點》並不因為尚沒有新聞自由環境,而放棄一毫一厘的進取。他們的新聞觸角,伸向清新的空間或是「缺氧」的角落:從環保、志願者到文化遺產,從學術腐敗、青少年問題到教育改革,從小保姆、打工妹到弱勢群體的權利,從公民道德、公共衛生危機到民主選舉,從公權力的濫用到各種新的社會矛盾…… 毋庸諱言,有的朋友對這一切不無隔膜。一些西方同行,對中國傳媒觸犯了什麼戒條、受到什麼懲處、哪家媒體被關、哪位總編被撤,嗅覺銳敏;而對無數中國傳媒人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的持久建設,卻不甚了了。很少有人像龍應台女士那樣,對中國傳媒人的甘苦有如此深切的體察,對變革中的中國傳媒有如此透徹的理解和真誠無私的幫助。 有足夠的韌性 秉良知而行 《南方週末》創始人左方先生曾說,「可以有不說出來的真話,但不再說假話」,盧躍剛在致趙勇的公開信中,也曾追述中青報一位副總編輯與前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鍾沛璋的談話:一、堅決不說假話;二、不主動說假話;三、一定要說假話時,決不發明創造。請注意,正是這些「中國特色」的辦報原則,使許多優質傳媒在混沌的過渡時期一次次閃避凶鋒,瓦解控制,贏得民心,抓住了稍縱即逝的發展機遇。 是的,這是溫和、漸進的「體制內的改革」。比之心目中或是書本上的理想國,它決不完美,甚或扭曲、殘缺。然而它有現實的可能,有助於一個有公信力和責任感、對權力和金錢均清醒保持距離的傳媒人群落,在中國土壤裡發育壯大;對明天可能到來的「自由」,同樣意義深遠。 文革結束後,劉賓雁剛剛「復出」,作為《人民日報》記者,他只能被允許在報紙上發表「正面報導」。但他說:「經濟改革的成就和它給數以千萬計的人民從生活方式到人際關係造成的變化,我也願意去寫。」唯一的一次和劉賓雁近距離交談,是一九八三年,我在空軍招待所和他偶然相遇。問起近況,他說正在採訪一個當時全軍的「精神文明典型」。看著我吃驚的神情,劉賓雁意味深長地笑了笑說,我知道怎麼寫。後來看到他寫的是:一個「好人」在怎樣一種特殊的環境下行善——黨風普遍敗壞,他無力改變,只能靠微弱的力量做杯水車薪的「好事」。 說應該說的話 薪火必相傳 你可以說這是面對管制的無奈妥協,也可以說這是顧全大局的善意合作,但最重要的,是劉賓雁袒露的堅韌執著和赤子之心。在公開出版的劉賓雁日記中,還記載著:一九八五年,他對上海市委組織部長曾慶紅、副部長趙啟正策畫的幹部制度改革頗有興趣,前去和改革操作者們見面,「沒想到會談得那麼投機,那麼久」。 值得深省的是當政者。五十年前批判賓雁,五十年後整肅《冰點》,被清剿的恰恰都是體制內最寶貴的進步力量。國家像萬木甦生而蟲害氾濫的大森林,為什麼容不下賓雁、《冰點》這樣的啄木鳥?如果不是欺人太甚、蠻橫到極點,一向忍辱負重、百倍珍惜媒體生存權的李大同、盧躍剛,何至於拍案而起、怒髮衝冠?驅逐正直和善良,只能使邪惡猖獗,盤踞要津的新生代政客,更加肆無忌憚。 《冰點》事件因「義和團」話題而發,極具象徵意義。當年的慈禧正是在撲滅了體制內的改良——戊戌維新之後,轉而借助民間的蒙昧主義和極端主義來護衛岌岌可危的權力體系。歷史無情地證明,把理性逼向躁狂,把合作逼向對抗,把改良逼向革命,國家民族焉有寧日? 二○○六年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和中共「八大」召開五十周年,也是「文革」發動四十周年,「文革」結束三十周年。不要坐失這個以史為鑑的重要機會。不要以自私、短視和苟且拒絕對歷史的清理。歷史面前,沒有人混得過去。 半個世紀,從賓雁到冰點,我們有一百個理由喟歎,更有一千個理由相信——相信未來。「長眠于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這是賓雁生前希望的墓誌銘。而他千千萬萬的薪火傳人,定會將「應該說的話」勇敢地說下去,將「應該做的事」堅韌地做到底。(作者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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