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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黑暗的一面 【裴敏欣 】

中国政府深深卷入经济。据中国2003年的官方数据,国有企业占了全国GDP的38%,雇佣了8500万员工(约占城市劳动力的1/3)。相形之下,城市的私营企业只雇佣了6700万人。金融机构瑞士银行集团(UBS)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的私有企业所占比例不到整个经济的30%。这个比例即使在传统上国家涉入经济较多的亚洲也是高得惊人的。亚洲大多数国家,国有企业所占GDP大约是5%。传统上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印度,国有企业所占GDP 不到7%。 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把持实际上远远超出这些数据。第一,北京政府继续掌握绝大多数资本。2003年,国家控制着价值$1.2万亿的资本金,约占全国固定工业资产的56%。第二,如一个列宁主义政体本质所然,中国政府稳固地掌握着经济的指挥权:在最重要经济领域(诸如金融服务,银行,电信,能源,钢铁,汽车,自然资源及交通运输),它既是管理者,又是经营者。它在这些领域通过禁止私人企业和外国公司进入市场来保护其垄断利益(尽管在少数领域如钢铁、电信、汽车它允许国有企业之间竞争)。第三,政府通过发放长期银行贷款和土地使用的权力牢牢控制绝大多数投资项目。 中国商业的车轮所以完全是由北京操纵的。私有企业很难取得资金或新的市场。国家甚至支配着表面上放开了的行业,如酿造、零售、纺织。全国66家上市的零售企业中私营的只有一家。国内外证券交易所挂牌的1520家中国公司,私营的仅40家。 寄生的国家 许多观察家认为,北京牢牢握住中国的经济,只能表示它的改革进程尚未完成。随着中国继续开放,他们预计,国家控制将会放松,市场的力量将清除无效率的企业,剔除国有机构。对渐进但不可抗拒的经济自由化的强烈信念往往得出一个政治推论:市场的力量最终将产生公民的自由和政治的多元化。 那是一种自我安慰。持这种乐观主义观点的人总是忽视了新列宁主义政体对经济甜头的不顾一切的无止境的贪求。很少专制政体能仅靠高压维持权力,多数都是高压和庇荫兼施,以获取重要力量,如官僚、军人及商界的支持。换言之,专制政体如果放任经济自由,就会危及它的政治控制。这方面,没有哪个专制政体比北京更烂熟于心。 现在,北京掌控着庞大的庇荫体系,将特权分配给获得它欢心的群体,吸引支持者的忠诚。国有企业81%的负责人,大公司51%的负责人由党任命。 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公司改革将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并未改变这种任命制度。大中型国有企业(表面上转变成股份公司,其中有的甚至在海外股票市场上市),半数情况下共产党书记和公司董事长是同一人。2001年被归类于“公司化”的6275个大中型企业中70%的企业其党委委员兼任董事会董事。去年透露的一个数据显示,2003年有530万党的官员──占全体党员人数的8%和城市党员人数的16%──在国有企业担任负责人。 国家和大产业之间的近亲关系可以毁掉发展中国家,中国尤其容易深受其害。专制统治与国家经济支配权的结合蓄养了一种为害剧烈的朋党资本主义,统治者以牺牲平等和效率为代价将他们的政治权力转换成个人财富和特权。由于稀有资源落入地方权贵和官僚的朋党手里,国家的经济支配整个就是低效的。世界银行估计,1991至2000年间,中国三分之一的投资决策是被误导的。中国中央银行的研究显示,2001-2002年,银行60%的坏账与基于政治导向的贷款有关。至今依然如此。2006年初中国经济规划部门透露,11个资本集约型制造业生产过剩,如中国的钢铁业,世界第一,过剩的产能达到1.16亿吨(相当于总产能的30%)。 国有企业少有盈利。2003年,属于景气的一年,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平均只有1.5,35%的国有企业亏损,1/6的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中国是历史上唯一的在创经济增长记录的同时也创银行贷款坏账记录的国家 党员身份与生意的精明并不总是一回事。党提出高速增长的目标,政府官员如果卖力或显得卖力地执行就会得到奖赏,这样的激励机制往往导致地方官员为了树立政绩增加升官的机会而对一些“拍脑袋项目”(如新工厂,豪华的购物中心,娱乐设施或不必要的基础建设)注入巨额的资本。这些错误的产物──耀眼的写字楼,工业园,绿化的高速路,广场──给西方客人留下深刻印象,认为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经济能力。 中国经济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是中国特色的朋党资本主义──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不法之财的结合──的牺牲品。国家铁碗最强的地方就是腐败最甚的地方。中国最腐败的部门,如电力,烟草,银行,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全部由国家垄断。当然,并非只有中国如此。俄罗斯的大亨就掠夺了国家的自然资源。中国与政治勾结的大亨们则通过中国的房地产暴富。福布斯公布的2004年中国100个首富中一半是房地产商。 各种证据,包括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官员贪污盛行。中国的“大额案件”(指金额超过$6,000的案件)1992年至2002年间增加了一倍,显示腐败官员攫取了更多的财富。腐败显然在向高层蔓延,越来越多的高官受到查处。县级以上官员被政府查处的数量从1992年的1386人增加到2002年的 2925人。 乐观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这些数字显示了执法的有力而不是腐败的加剧,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的。不忠的官员很少面临严厉的惩罚。1990年代,每年平均有140000官员和党员在腐败丑闻中被追究,其中5.6%的人被判刑。2004年,有170850个党员和官员涉案,但只有4,915人(2.9%)被追究罪责。官员不受法律的惩罚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在中国盛行。 更坏的是,腐败现在以成建制的形式出现。以前涉及大批官员贪污的现象很少,现在却非常普遍。地区数据显示,大规模的贪污占当局所公开的贪污案件总数的30%-60%。一些最坏的案例中,整个省、市、县的政府都烂掉。黑龙江省一件贪污案,400多官员涉案,包括前省长、省委组织部长、副省长、省检察院院长、省高级法院院长以及13个省委领导中的8个领导。据官方报道,沈阳(辽宁省省会)、福州(福建省省会)及其他30多个县和地区的主要官员,市委书记、市长的名字出现在涉及谋杀、勒索,赌博、卖淫的黑社会团伙的薪水单上。 与腐败同样不祥的是,这些丑闻令人们对政府能否合法存在产生疑问。腐败官员往往在认罪书中将他们的罪行归结为失去共产主义信仰。传闻一些高级官员向算命先生求签问卜,预测自己的仕途前程。中国的统治阶层看来是随波逐流、听天由命。因为今天不知明天会如何,一些官员甚多不想多等几年就迫不及待地利用他们的权力牟取钱财。2002年,被控受贿的官员中的20%,滥用权力而受处罚的官员中的30%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2003年,河南省因腐败被捕的地方领导人,40-50岁的占43%(50岁以上的是32%)。中国明日的当权者其贪赃枉法的肆无忌惮令人惊恐。 贫富两个中国 相对于权贵快速敛财,普通中国人却捉襟见肘。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等不同资源的资料显示,1970年代末以来,收入的不平等至少增加了50%,使中国成为亚洲最不平等的社会。最近的研究报告说,中国1%的家庭握有全国60%的财富(美国是5%的家庭握有60%的财富)。当然,不平等的增加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中并不少见,但中国的新列宁主义体制、扭曲的心态和权贵主义政策加大了贫富悬殊的趋势。 在上一代,统治阶层的子弟在政府或军队寻求职位,现在,他们都从商。社会分化在房地产业最为明显:农民一般只能得到他们出让土地价值的5%,开发商得60%,其余落入地方政府的金库。私有化,掌权者可以以低价鲸吞国家的资产,攫取巨额财富。最近的研究显示,60%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卖给了企业领导。结果,30%的私有企业主是共产党员。 同时,基本服务和良好的治理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却越来越远。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的管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重要的社会服务方面中国投资不足,特别是教育和医疗保障。较之1990年代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政府目前在教育上的投资减少了20%。农村,中国最贫困居民的生息地,78%的教育预算靠向贫穷的农民征收的地方税、费,北京只为农村教育提供1%的资金。 医疗方面,不平等的结果更为严重。1980年代,政府承担了所有医疗费的36%,到2000年,却降低到15%以下。中国有医院和设备,它的人均医疗支出高于对应的发展中国家。但其医疗资源分配是世界最不平等的。在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医疗保障公平性评级中,中国低于除巴西和缅甸之外的世界所有国家。中国的医疗保障是按人分等的,越高级的官员享受的医疗保障越丰厚以至达到挥霍无度的程度,而最需要医疗保障的农民和穷人一旦大病就只有等死。据中国卫生部的资料,2/3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1/2的病人根本就看不起医生。 民主何日可及 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给中国带来人们渴望的政治多元化。也许,一些观察家推测,中国仍然太穷,承担不起民主。但人均近$1500(如果考虑人们的购买力则是$4500),中国比许多穷的民主国家要富裕。阻碍中国民主的不是贫穷,而是新列宁主义国家和它所培养的朋党资本主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民主恰好是这个国家经济扩张的牺牲品。不管犯了多少错,治理得如何糟糕,就凭经济快速发展这一点,北京就站得住脚,减轻了让权贵放权的压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变革往往是因经济危机触发,人们将经济危机归咎于政府的无能和管理失误。中国还没有经历这样的危机。同时,统治阶级所能提供的财富也足以淹没统治层内部的任何民主改革诉求。政治权力变得更加珍贵,因为它能转换成过去无法想象的财富和特权。就当前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钳制民主化的效果:它使当权者更不愿放弃权力,使既得利益者更忠于现行体制。 中国在法律和秩序方面倾注巨资,以保证在未来几年不会有人尝试与党分享权力。自天安门广场悲剧以来,共产党投资了数百亿元扩大警察部队(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用于镇压内部骚乱。为了对付信息革命特别是INTEERNET的威胁,中国政府技术手段和权力威慑并用。中国的“网络警察”,官方所谓的公安部网络与安全监督局,据称人数超过3万。其北京分局骄傲地宣告,2002年,他们参加过一场有多个部门参加的演习,看政府能否在紧急事件发生后的48小时内清除互联网上的所有“有害内容”。演习结果他们只用了19个小时就将所有“有害内容”剔除得一干二净。党的过滤战略是“有选择地压制”,目标只是那些公开挑战政府权威的人,不触动普通民众。中国是专制国家中少有的允许同性恋和异性装的国家,但政治异见却不允许。国内反对派和可能挑战党的权威的知识分子被孤立和消声。 相反,对有前途的社会精英分子则予以任用和安抚。党不时地给城市知识分子、专家和私营企业家以经济补贴、学术荣誉和政治任用。如,2004年全国有14500个专家,相当于高级专业人员总数的8%,接受“政府专项津贴”(每月工资补贴),数以万计的前大学教授被吸收入党并被提拔到政府领导岗位。至少在目前,党的安抚行动是有效的。平常应该是民主化动力的社会群体从政治上被摆平了。 中国的新列宁主义政体具有强大的资源──但也有更多的严重不足。政府导向的投资,常常是用于官员的政绩工程以求官运的升迁,将延误中国实现其经济目标。国家的腐败将加深。公众的基本医疗保障和教育制度的恶化将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和群众不满,腐蚀党的支撑基础,使共产党在经济和政治的震荡不可避免地降临的时候更虚弱。 中国已经为其政治制度的缺陷和其孳生的腐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的新领导,虽然意识到衰退的危险,却只采取了最温和的步骤来纠正。眼下中国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民众的无穷活力掩盖和补偿了政府的拙劣治理。他们把中国也就只能引领到此境地。用不着太久,我们就会知道这样一个弊病丛生的制度能否经得住风暴的考验:一场严重的经济风潮,政治动荡,公众医疗保健危机,或者一场生态灾难。中国也许在上升,但没有人知道它能否腾飞。 作者简介: 裴敏欣(Minxin Pei)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及项目主任,主持了包括针对中美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政治经济改革、公民社会的发展及法制建设等多项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出版了大量专着,包括《从改革到革命: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的让位》和《中国陷入困境的转轨:发展中的独裁体制的局限性》。他的研究被广泛发表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国家利益》、《现代中国》、《中国季刊》和《民主杂志》等期刊上。他同时为《金融时报》、《纽约时报》、《亚洲华尔街时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各大报刊撰写评论。在加入卡内基基金会之前,裴敏欣自1992年到1998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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