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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何价? /林琬绯

 本周,台北掀起一场司法与新闻自由的激烈交战;《联合报》一名记者因被传召上庭作证时、拒绝透露案情相关报道的消息来源,连续三天被台北地方法院裁罚最高额3万元台币,罚金累计9万元台币(约4500新元)。法院原定"连续罚款,直到记者供出消息来源",后来在新闻界、学界和社会舆论的群起声援,至第四天,停止裁罚。   审理中的案子是在去年上旬爆发的"股市劲永秃鹰案"。劲永公司因涉嫌作假账而遭检调机关策动调查,《联合报》记者高年亿在检调采取行动前撰写报道揭露劲永遭侦办的秘密,消息曝光后劲永股价暴跌,秃鹰集团趁机放空获利。检察官怀疑列为秃鹰案被告的金管会检查局前局长李进诚对外泄漏官方机密,利用新闻媒体操纵金融秩序,传召记者上庭供证。   记者高年亿在庭上连续三天坚持拒绝透露相关报道的消息来源,表明:"保护新闻来源是记者的天职,为的是保障新闻自由、维护人民的的知情权。"《联合报》也发表书面声明支持记者,指法院严重侵犯新闻自由,报社愿代记者承担全数罚金,并向法院提出抗告。   这是台湾司法史上首起记者因拒绝透露消息来源而被法院裁罚的案例,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由于台湾现行法律只予以医师、宗教师及律师等特定专业就业务上所获悉的秘密享有"拒绝证言权",未将"记者"也纳入其中;在现行法律缺漏下,如何在新闻专业伦理和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之间求取平衡,掀起司法、新闻界之间的激烈争辩。   新闻界本着捍卫新闻自由的原则,集体声援联合报记者,坚持的是新闻媒体作为监督政府和促进公共利益的"第四权",惟有保护消息来源,才能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否则,一旦司法介入剥夺新闻消息来源保障,最终将造成"寒蝉效应",使媒体监督角色和揭露违法滥权功能萎缩,不只伤害新闻自由,更伤害民众知的权利。   司法界则强调,记者的"拒绝证言权",一如"新闻自由",应该是相对的,而非"绝对而毫无限制的"。如果记者的证词是案件审判定罪的依据之一,或者案件涉及"国家安全"考量,记者就不应在庭上拒绝供证。作出罚款裁示的检察官说,希望借此首判案例,让社会思考新闻来源的保密与司法作证之间,以及"新闻自由"和"公共利益"之间,如何求取平衡。   其实,司法和媒体之间有关"拒证权"的交战,放诸世界皆有。实施新闻管控的中国大陆,以高压手段逮捕记者钳制消息来源,屡见不鲜;就连重视新闻自由的美国,过去20年也有至少10名记者因拒绝透露消息来源而入狱,当中包括刚在去年因拒绝透露中情局秘密消息来源而入狱四个月的《纽约时报》记者米勒。而70年代"水门案"中"深喉咙"身份得以保密,则是新闻史上维护记者"拒证权"的经典案例。   台北的这场争议尚未有结论,但我关注的不是结果如何,而是这场争议的过程中台湾新闻工作者对"新闻自由"的高度执著和期许。来台北一年多,见证了无数次与"新闻自由"、"媒体角色"有关的类似讨论,无论是带批判地探讨"新闻自由"是否该无限上纲违法乱纪侵犯个人隐私,或为捍卫新闻自由而对抗政府、司法、财团势力;台湾新闻界都体现了强烈的专业道德坚持,而且是由上而下,由业者、管理层贯彻到最基层的小记者,以"捍卫新闻自由"为本能信念,以发挥"第四权"监督功能为最高使命,反复地坚持、坚定地落实。   在台北的这一年,我空背着不算浅的十年新闻工作经验,却沦为一个刚入行的小学生,像是忽地回到起点,重新认识新闻的核心价值,重新学习如何当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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